(资料图)

《异服新穿：近代中日服饰交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出版，下简为《异服》）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刘玲芳著译的新书。此书核心目的是，对日本“服饰近代化=服饰西化”这一公式进行反思与再讨论。因为近代以来“服饰西化”一方面忽视了东方邻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服饰文化交流是复杂的，如中国服饰文化既受日本影响，也受本土政治因素影响。因此，“服饰西化”说法并不正确，同时也掩盖了其中的“中国趣味”。

具体而言，在第一篇中日服饰文化的相互认知中，作者主要展现中日两国服饰文化上的认知差异，进而修补已有研究的“不太充分”“模糊”与“偏见色彩”。首先，通过考察中国人的“东游日记”（19世纪70至90年代），发现中国人对日本人在家穿和服且不着内裤，而在外穿西服的现象不解。一方面“裸露”被视为不雅，另一方面西服普及将导致日本传统纺织业的衰落。因此，中国人强烈批判日本服饰西化政策。而日本人对中国服饰的系统认识主要从1900年代对华贸易开始，目的是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由此也展开了对中国“风俗”的调查，最终决定出售在颜色和纹样上具有竞争力的棉纱棉布类商品。

在第二篇中日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男性篇）中，作者揭示了1920年代日本服饰文化受中国服（长袍马褂）影响的具体过程。因“目前为止学界并没有对此类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所以此为作者的重要发现，为挑战“服饰西化”说法打下了坚实基础。作者以日本男性与中国服的关系为主线展开论述，并列举不少重要人物予以说明，如芥川龙之介、后藤朝太郎、吉川幸次郎等，最后认为中国服之所以受日本男性青睐，一方面因中国服具备日本和服的优点，同时又弥补了和服与西服之缺陷，另一方面这些日本男性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真挚的热爱，体现了浓厚的“中国趣味”。然而，甲午战败后，身穿中国服的日本人也遭到歧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服在日本的推广。但至少证明，中国服饰文化对日本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留日中国学生抗拒形象上的“西化”，如为留辫而盘起“富士山”发型、为保留传统服饰而混搭服装等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接受并融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日本服饰文化中。到民国时期，日本学生服已成留日中国学生的常服，甚至演变为一种时尚。中国学生装即操衣，亦由日本学生服发展而来。此外，以往研究并未很好地区分学生服与中山装的关系。经作者分析，其实在孙中山去世前，学生服等同于中山装。孙中山去世后，中山装这个概念才逐渐与学生服分离，并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到1930年代中山装才开始普及。

在第三篇中日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女性篇）中，作者揭示了中国女学生受日本服饰影响的具体过程，并从中国女性的“文明新装”说开去。经作者考证，甲午战争后，留日中国女学生未像留日中国男学生一样对不同的服装文化产生抵触，反而不自觉地融入到了日本“朴素”的女学生服饰文化中，甚至回国后仍有部分学生如此穿着。到民国时期，中国女校已出现了朴素大方的女学生服装。1920年代中后期，因实惠、简约、无拘束等原因，中国服在日本女明星、富裕家庭的千金小姐与贵妇中开始流行，但至1930年代，中国服潮流迅速消退，这与中日关系恶化以及世界金融危机有关。

综上，中日两国服饰交流的鼎盛时期是在1910至1920年代。通过对中日服饰交流过程的细致梳理，可发现“服饰近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完全等同于“服饰西化”。中国服饰文化对日本男女性服饰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服饰是社会文明的产物，代表着社会的秩序，展现着权力的美学。日本社会受中国文化深远影响，日本服饰西化隐喻着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冷落，由此一些旅日中国人在日本文化中努力找寻中国文化的影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异服新穿：近代中日服饰交流史》

刘玲芳 著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标签：